“感谢你们的谅解，祝卢叔尽快恢复健康。”“希望我们两家人都能尽快回归原来的生活，一起过个好年。”

在鼎湖法院审判庭，小卢和小邓正和和气气地聊着天，再不见两家人此前在法庭上剑拔弩张的模样。

时间回到去年3月，驾驶着三轮车的卢叔在回家的途中与邓大爷驾驶的摩托车发生车祸，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，事故造成卢叔脑疝、颅骨缺损及全身多处骨折。

经交警部门认定，邓大爷需要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，而邓家仅在卢叔急救时支付了2万余元的医疗费，卢家索赔未果遂诉至法院，要求邓大爷和其儿子小邓（摩托车车主）赔偿。经法院一审二审，邓大爷及其儿子小邓需赔偿各项费用5万余元，经卢家申请强制执行，邓家对赔款仍表达消极态度。

开颅手术后，卢叔四肢乏力存在活动障碍，经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，在医生的建议下继续住院康复治疗，住院期间又欠下了医院5万余元医疗费。

卢叔没有子女，平日由其侄子小卢照顾，“我叔叔本来能下地干农活，现在不仅干不了活，后续还得定期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。”小卢气愤不已，要求邓家赔偿两次的医疗费、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合计20余万元。

而邓家则认为卢叔事故前本身属于劳动能力较弱的残疾人，难以证明其有劳动能力，认为其要求赔付高额的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不合理。

双方几次协商未果，卢家又把邓家诉至鼎湖法院，一案未了一案又起，承办法官彭赟收到起诉状后，派助理梁亚秋联系上了邓大爷的儿子小邓了解情况。

原来，七旬的邓大爷没有工作，老伴疾病缠身，一家老小靠小邓打工维持生活，此前支付的2万余元医疗费已花光家中积蓄，经历了前案的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，加上账户冻结给生活造成的不便，这场纠纷就像一块大石压在邓家人心上，小邓更是因此患上了焦虑症。

这场官司再打下去，对两家人都是一种巨大消耗，两家达成调解才是实质化解矛盾的“最优解”，于是，彭法官组织双方法庭调解，首次调解二十多分钟，双方均不肯退步，赔偿金额方案仍有3万的差距。

“如今我们还欠着医院治疗费，后续康复治疗还需要很多钱，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一次性收到赔偿款。”

“发生这种事我们也很愧疚，我们也想一次性赔偿，也在向亲友借钱筹款，但他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且不合理，靠借款不现实，只能等判决后我们再按照自身收入情况慢慢还。”

从双方当事人的态度中，彭法官把握到双方都有调解意向，而且两个调解方案差距不大，仍有调解成功的可能性，还需再做做双方工作。

“都是农村家庭，大家都能理解彼此的不容易，要对方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不现实，既然对方有诚意筹款，尽最大努力作出赔偿，不妨再考虑看看...”

“卢叔主要是言语残疾，事故发生前具有一定务农能力，事故至今仍需进行康复治疗，且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，理应赔偿其残疾赔偿金，你们也要将心比心...”

庭后，彭法官多次分别与两个家庭开展调解工作，同时积极动员律师参与人民调解工作，发挥律师调解专业性、直接性的优势，从当事人需求出发为其分析调解的具体好处以及相应法律后果，在一次次的沟通中，两家人的心结也一点点解开。

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调解方案基本达成一致，仅剩3千元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问题仍有分歧。

“他们是主要责任，诉讼费应该他们全部承担，我们不承担。”

“我们可以承担诉讼费，但赔偿金额能不能相应降低一点，亲戚朋友借遍了，实在挤不出来几千块钱了。”

“若仅因诉讼费用的负担问题而令到双方无法最终调解，实在遗憾。”彭法官与梁助理商量道。

为减轻当事人诉累，彭法官与梁助理查找了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文件，思考了多种解决方案，最终确定：双方签订和解协议，由邓家先按协议履行一次性支付和解款，卢家收款后再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，法院可依上级院的相关规定予以免交案件受理费，卢家也向法院申请终结前案判决的执行案件。这样一来，横亘在双方当事人和解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打破。

12月末的一天，在法院的清点和见证下，邓家当场兑现支付和解款，双方共同签下和解协议，这一刻，两家人心上的“乌云”终于散开了。